我的乳房生病了当时非常忙，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，还要照顾两个孩子。两三个月后，不见好转，才想到应该去检查一下。

　　地区卫生所的全科医生一摸腋下，立刻就说要做乳腺钼靶X线摄影和B超。两周后，医生一看B超显示的肿块，当场决定穿刺活检肿块和腋下淋巴。所有的一切飞快地在我眼前发生，而我还稀里糊涂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

　　医生说必须等待活检结果才能确诊，而*坏的情况就是乳腺癌。当时我听了居然一笑了之，我从没把自己和癌症联想到一起。

　　几周后，我接到一个护士的电话，劈头一句：我是来通知你乳腺癌手术具体安排的。我一下子被这晴天霹雳给打傻了。

　　极度恐慌之中，我不得不强打精神，开始治疗。在芬兰公立医疗系统的安排下，乳腺癌的治疗好比工厂流水线，每一个步骤按部就班。

　　手术医生在术前两三天和我见面，具体解释了我的病情：乳腺导管癌，有一个两厘米大的肿瘤和一个小肿瘤。并说明了手术性质：

　　我的肿瘤相对于乳房尺寸来说比较大，按常规要进行全切手术，但医生却建议我切局部。她说考虑到我还年轻，全切后或许会对生活质量和心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，我可以在进手术室的*后一刻告诉她决定。

　　手术一切顺利，有专门的乳腺癌术后病房，空间大、空气流通，病友都非常安静、节制、有礼，大家互不干扰。护士来喂药查房也都轻言细语、非常和善，让我住着感觉很舒适。配送的伙食非常普通，没有冷热讲究和饮食忌讳。

　　第二天我就回家了，觉得大问题被摘除了，一下子轻松了好多，也没什么疼痛。一两天后，出门购物、带孩子玩，没有觉得太多不便。

　　当时我非常生气，更不能理解的是，医生告诉我，不能马上给我进行第二次手术，而是要先化疗杀死癌细胞。

　　无可奈何之中，我一点儿也不敢耽误地赶往赫尔辛基大学肿瘤医院，我进行的是比较普遍的治疗方案：分别进行多西紫杉醇和 CEF两轮化疗，每轮三次，每次间隔三周。

　　在化疗室，也认识了一些病友，聊天中才发现，她们中很多人都是一边化疗、一边上班，过着几乎正常的日子，令人钦佩。我不由地感染了她们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，每次化疗都是自己步行半小时来回；做饭、家务，以及工作上的杂事，也都基本料理着。

　　放疗结束后，终于感觉自己越过了一个坎，都结束啦！然而严峻的现实立刻又摆在眼前，治疗进入了恢复阶段——也就是长达5年的内分泌药物治疗。

　　医生给我开的药是他莫昔芬，同时要服用钙片。我的药物反应很强烈，经常情绪低落，很沉默，甚至整个人傻傻的；关节疼痛，甚至有过两三次药物引起的子宫内膜出血。

　　另外，由于手术造成的乳房凹陷，我还接受了乳房再造型手术。从腹部吸出脂肪，注入胸部，但接连三次都失败了。因为胸部经过放疗，DNA有所改变，腹部脂肪无法被吸收。

　　其实在之前的手术治疗期间，芬兰癌症协会就安排了一个病友志愿者，给我打电话，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。

　　另外根据我的家庭情况，医院还帮我联系了社工，可以在我手术期间，每周提供几小时免费看护孩子的服务，包括接送孩子去幼儿园、陪他们玩耍。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患病期间的精神压力。

　　虽然生了那么大的病，我却始终无法毫无顾忌地发泄千头万绪的情绪。孩子还小，老公心理负担也够重，很多时候我不得不忍着自己的情绪，但忍受的结果就是把自己搞得很崩溃。

　　去心理医生那里哭诉一番，是一个绝佳的出口。我不需要顾忌什么，有什么不满都可以一股脑儿倒出来，还能骂骂老公。也就是一杯水、一叠纸巾，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，对我来说却是非常急需的心理疏导。

　　因为药物带来的身体不适，还是会影响我的生活质量。治疗过程虽然也有不满意的地方，但我仍然感谢芬兰公立医疗系统高效率且高质量的工作。

　　芬兰的社会文化和民间支持，也让我在这人生*艰难、*具挑战的时段里，扛了过来。

　　我希望我的经历可以给国内的女性一些借鉴和启发，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，积极防治病变。一旦不幸发现了病症，并不等于判了死刑，一定要乐观地配合治疗，日子还长着呢！

　　以下为慧宁在芬兰公立医疗系统治疗乳腺癌，以及每年复查和服药，自掏腰包所花的大致费用。

　　在一条发起的问卷中，收到了近百份患者家人或本人的经历。在得知患乳腺癌后，43%的患者会感到伤心难过，为什么是我？一切都结束了；12%的人会产生负疚感，怕连累家人，怕孩子缺失母爱；还有很多人面对未知，感到恐惧。

　　Feng，浩和小马菌，都曾或正在陪伴亲友治疗乳腺癌，以下是他们的经历自述。

　　妈妈在40多岁时，发现得了乳腺癌。当时我还在读高中，不能完全消化这种复杂的情绪。大学期间把这段经历拍成了一个小短片，才完全梳理好面对它的态度。

　　当时我和爸爸一起暂时对妈妈保留了她病情，直到化疗的时候才告诉她。爸爸停职一年在家照顾妈妈，他是一个非常细心又有耐心的人，包容和化解了妈妈的很多痛苦情绪。

　　妈妈的性格发生很大转变，在术后治疗的一两年中，她大部分时间是独处、看书或者做手工。很安静，不再像以前一样为所有人操心，包括我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我觉得以前的妈妈好像突然消失了，非常没有安全感，身边大人说我一下长大了。但现在回想，自己只是用“长大了”的外壳，试图掩盖当时无法处理的迷茫、压抑、无助和怨恨。

　　一年前，22岁的女友，觉得不舒服去医院检查，一发现就是乳腺癌晚期：已骨转移到脊椎，T6骨折不能走动。

　　我们在一起两年，关系一直很好，就跟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一样。当初两个人都在考虑未来，现在却只有自己一个人。每次看其他情侣在一起的甜蜜事，或者癌症患者和亲属说自己的经历，都忍不住流眼泪。

　　以前我们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事，**时间都会发微信告诉对方。现在，和谁说呢？

　　我女朋友现在很积极乐观，双方父母和身边的同学朋友，一直都在支持、鼓励她。我对她说：医生说没问题，3、5年还是可以的！

　　母亲刚查出患病那年，我还在美国读研究生。家人瞒了我十个月，直到我中途回国才得知母亲患病。

　　回国见到她化疗完虚弱的样子时，我崩溃了，一下子接受不了残酷的现实。可妈妈却笑着安慰我，连连说着：“妈没事，妈没事，妈好好的。”我决定立刻结业回国，美国的毕业典礼也没去。用了十个月待业时间，陪她继续靶向治疗。

　　母亲的乐观和坚强令我诧异。她*困难的时刻我不在她的身边，父亲工作又忙，很多时候她是独自往返医院，独自面对病魔。

　　如今已经过了6年，很幸运妈妈还很健康。经历了这次，我和妈妈对人生都有了新的态度，家人和健康成为我们*重要的生活重心，其他事情都看淡了许多。

　　另外，我自己也进行了乳腺癌的一些研究，发现乳癌的诊治已经很成熟，有不同系列应对方案，但是对于个体化的精准治疗还是欠缺。

　　希望媒体和社会鼓励女性尽早介入检查，如今女性疾病越来越年轻化，尽早检查诊断可以获得更大的生存概率。

　　芬兰乳腺癌的防御措施，主要是公立医疗系统的乳腺钼靶X线岁的妇女，都可接受免费的钼靶筛查，每两年一次。这个年龄的设定是根据芬兰乳腺癌高发年龄段55-65岁得出的。

　　防治在中国分成两部分：机会性筛查和群体筛查。40岁以上的女性，一般推荐采用钼靶X线岁以下的女性，因乳腺组织比较致密，在钼靶上可能有混淆，结合彩超检查会更准确。

　　确诊阶段：在公立医疗系统下，如果在钼靶、B超和穿刺活检中诊断出癌细胞，所有的病人都会统一转至各城市的公立医院进行治疗。

　　手术阶段：在手术医院的乳腺癌专科，进行手术。这个手术具有多重目的：切除癌细胞、获取活体样本做病理研究、检测或切除淋巴，并进行初步的乳房整形手术。

　　后续治疗阶段：如果手术成功，病人转至癌症中心，在肿瘤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化疗、放疗和内分泌治疗等。

　　病人真正住院的时间就是手术期间。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一般的手术病人住1-3晚就出院了。

　　中国的国情不一样，老百姓有医保卡，每个医院都可以去看。如果说病人怀疑自己是乳腺癌，肯定会首选三甲医院。

　　首先进行：体格检查，再进行影像学检查比如钼靶、彩超，有些病人还会采用核磁共振。

　　然后大部分病人是先手术，再做辅助治疗。我们的手术病人一般从入院检查到手术后恢复，住院时间大概一周。

　　乳腺癌的治疗方法很多，除了化疗，还有靶向治疗、放疗、内分泌治疗，现在还有免疫治疗等等。所有这些非手术的治疗方法，对于一些晚期的病人，都可用作姑息治疗的手段。

　　现在国内的治疗水准在大城市都是差不多的。很多国外的病人会宁愿飞回来看病，因为在中国，一方面医疗费用肯定比国外的便宜；另一方面，我们病人量大、经验丰富，各方面的技能都是很好的；同时，国内医疗十分便捷，检查快速，治疗规范。这是国外的华人选择飞回来治疗的原因。

　　在欧洲和北美地区，包括芬兰，我们会尽量对乳腺癌病人进行保乳治疗。医学考量之外，或许也有一个文化因素，病人的生活质量也会因为没有做全切手术而更高。

　　我们也非常鼓励乳房整形手术，乳腺癌患者都可在手术1-2年后，在公立医疗系统内接受整形手术，而不需要去昂贵的私人医院。

　　如果病灶离乳头乳晕有一定的距离，做一个局部扩大切除后，外形还是比较美观的。但如果她的乳房很小肿块很大，那么这样的病人可能不适合直接做保乳，因为你切掉了以后并不美观。

　　中国女性乳房相对较小，肿块可能离乳头会很近，所以中国的保乳率肯定没有欧美国家高。欧美国家的人乳房非常大，一个小小的肿块切掉以后，保乳相对比较美观。

　　我们的保乳率、乳房再造率还不是很高，一般来说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几的病人*终选择做乳房整形。将来很多病人的理念改变以后，可能会进一步提高。

　　即使在芬兰，我觉得乳腺癌患者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心理关怀。医生只是治疗她们的肿瘤，而没有把她们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。

　　很多癌症病友会有一种负疚感或羞耻感，觉得是因为自己的错才得了癌。但事实上癌症的成因是复杂的。我们协会的目的，便是从心理上安抚病友。

　　第二点是对病人家属的关怀。我们通过调查，发现只有约10%的患者丈夫被询问过“你还好吗？”所以我们会为家属们组织一些家庭活动，比如夏天去湖边游泳桑拿。有个参加活动的小女孩从桑拿里出来后，如释重负地说，“原来妈妈不是世界上**一个乳房有伤疤的人啊。”

　　在中国，其实我们外科医生兼顾了很多角色，也会给她进行心理疏导，她有问题就直接跟我们交流，因为在治疗过程中，她非常信任我们。

　　我们也会有微信等平台的宣传推送，还有一些病友群，甚至组织一些公益活动。但如果像芬兰那样，可以在手术期间接送小孩、解决一些个人生活，在中国大概很困难，因为中国的病人体量太大了。

　　芬兰乳腺癌治疗的一个突破是在1998年，我们开始把化疗和内分泌治疗结合起来。

　　2005年起，针对高风险的乳腺癌病患，我们的标准化疗程序是两轮6次化疗，**轮是3次Docetaxel（多西紫杉醇），第二轮是 3次FEC或CEF。在芬兰我们是紧随国际癌症研究准则的。对于核突（HER2）阳性病患，我们*新的用药是TDM-1（曲妥珠单抗）和Pertuzumab（帕妥珠单抗），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病患，有Palbociclib（帕博西尼）。

　　在*近十年，我们一个重大突破就是针对癌细胞已经转移的晚期病人，可以尽量做到病症不发展。让这些晚期病人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。

　　芬兰在用的那些药，我们这里也基本都在用。尤其在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之后，国内很多新药的审批都加快了，很多药也进了大病医保，病人只需自付8%。

　　在一条与朱玮医生的聊天中，经历过1000个病例的她，见证了许多悲喜。但患者们结束治疗后，朱玮都会不断鼓励她们早点去上班，早点回到社会，她说这对病情是有帮助的。“每次看到她们焕然一新，我就知道她们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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